亨利·路易斯·门肯～这个欢快国安豪取三分，继续保持不败势头的自由至上主义者

文︱穆瑞·罗斯巴德

译︱禅心云起

全文14000字国安豪取三分，继续保持不败势头，阅读约需20分钟

美国文化的典型之惑，是对门肯的不解。而门肯的典型做派，是绝不为之困扰，因为这恰恰坐实了他对同胞的先见之明。美国人很难理解锋芒毕露的机智和对原则的忠贞不二可以融为一体国安豪取三分，继续保持不败势头：一个人，要么是幽默风趣之士，尔雅或刻薄地寻别人年龄缺点的开心，要么是庄严凝重的思想家。很少有人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妙语迭出者，会更忠实于积极的想法和原则；他既往今后都被界定为一名纯粹的玩世不恭者和虚无主义者。这是他命中注定，但也被他所高兴地猜中。

一段十分艰难的岁月，呈现在个人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者面前。他会发现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到处以愚蠢、欺骗和暴政为印记，倘若这三者尚未主宰世界的话。但凡善于反思者，有三种可能行动方式：⑴他可以从社会、政治的世界退隐到私人消遣：例如门肯早年的伙伴乔治·吉恩·内森，全身而退到一个纯粹美感的世界；⑵他可以设法把世界变得美好，或至少心存这最后的希望，阐明和宣传他的观点；或者，⑶他可以呆在这样的世界里，从愚不可及的奇观中获得莫大的乐趣。选择这第三条路线的人，要有不凡的人格，对世界持有特别的判断。一方面，他必须是个人主义者，气定而神闲，有不可战胜的自信心；他必须极端坚持主见，不因众敌环伺而瑟瑟发抖。其次，他必须最有滋有味地享受生活，欣赏它呈现的洋洋大观；他必须是深切关注自由和个性卓越的个人主义者，从献身真理与自由的一致角度，朝着背弃向善努力的社会嬉笑戏谑。第三，他对绝大多数同胞在想法与行动上有任何改观，必定深感悲观。他不得不相信，愚众注定始终是愚众。把这些品性特质拼接在一块，对国安豪取三分，继续保持不败势头我们理解门肯的人生之路大有裨益。

当然，门肯也有其他特质：热情奔放，才华横溢，生性敏锐，博闻强识；由于对世界舞台日常上演的戏剧事件兴致盎然，他成为一名与生俱来的新闻记者。尽管他对智力领域和知识学科，也有着如饥似渴、难以抑制的强烈爱好，但他缺少塑造严谨思想体系的气质——但这又如何？有多少人具备这样的气质？门肯之所以为门肯，正因为所有这些特质强化了他的个性。

一位泰然自若、充满信念的个人主义者，努力追求卓越，无比忠实自由，但内心深信大部分的同胞实朽木而难雕。门肯塑造出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角色：他愉快地驶入尘世的纷扰相争，欢乐地针砭身边的蠢话愚行，刺破好大喜功的牛皮，快活地清洗奥吉亚斯王那集时髦伪善、荒腔走板于一堂的污秽之舍，正像他提议“把死猫掷进神殿”，只为向愚昧空洞的一众昏愦崇拜者展示，他不会当众被雷霆劈死。他的这项任务，纯粹出于自身享受，无论任何时代，罕有人能胜任；他在执行过程中，也将一股巨大的解放力量，纳入整整一代人最杰出的头脑当中。

总统盛会是门肯的一项特别嗜好，他几乎从不缺席。在那里，他身处拥挤、喧嚣、可笑的人群当中，投入美国重大政治事件的一切狂欢、无聊和兴奋。他脱去外套，开怀畅饮，尽情享受，荒唐之事尽收眼底，所见所闻录于笔下：在场官员的无耻虚伪和连篇废话受尽鞭挞。但凡真正欣赏门肯的人，无不摆脱以往立场：没人再对国安豪取三分，继续保持不败势头我们的“政治家”或民主政治进程不改信念；没人再成为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社会及政治伎俩的受骗者以及俨然空话的崇拜者。

当然，门肯的精神解放力量，影响的决非大多数人，而只是少数零散的聪慧者，他们可以从他的话中得到启迪和影响；总之，就像他的老友和自由至上主义同伴艾尔伯特·杰伊·诺克那样，门肯为之写作（和给予解放）的，都是那些具有理解力的“遗民余种”（The Remnant）。

文如其人。门肯的精神释放，拜其摧枯拉朽的文风。作为一名用美式英语写作的学者，门肯对语言极其热爱，用语力求准确清晰，写作技艺赢得深深敬意，少有作家与之媲美。杰出评论家和作家约瑟夫·伍德·克鲁奇予以门肯“二十世纪最伟大散文文体家”的盛赞，是毫不为过的。然而，这一样难获美国人的欣赏，因为整体而言，他们无法敬重一位才情横溢的作家。

对我们大家而不是门肯本人来说的悲剧是，大多数“遗民余种”，也不透彻理解他；他的大部分追随者，犯下与别人一样的错误，以为机智风趣与庄严宗旨无法并存；在他们的眼中，只有才智的一面，没有意识到门肯工作中原本显而易见的积极价值。因此，那些与门肯一道愉快嘲讽市侩风气、禁酒令、反沙龙联盟、清规戒律和20世纪20年代“道德升华”的人，也抛弃了门肯，加入20世纪30年代变本加厉的“道德升华”及清规戒律者的行列。

20世纪20年代政客和政治膏药的嘲讽者，迅速而强烈地赞成贩卖更有害狗皮膏药的新政。同一批门肯主义者，清醒看到美国坠入一战的愚蠢，却风趣尽失、毫不犹豫地为加入二战的蠢上加蠢大声鼓噪。自封的门肯信徒昧于他的“信息”（他原本憎恶的一个概念），肯定不会让他有丝毫沮丧，不过再一次证实他关于“愚民”泛滥的判断。虽然对一国而言，这是一场大灾难。

如果门肯并非虚无主义者，那他又有什么积极价值呢？他的价值包含着对其专业，也就是他所从事的文字编辑、新闻采访、语言学等工作的献身精神。这反过来体现他彻底而一致的个人主义，也必然映衬出他对个人卓越和个人自由的忠实。他的价值包括他对音乐的毕身热情，也包括他对科学、科学方法和正统医学的极端热爱。与他对科学的酷爱一并而来的机械决定论，无疑促成了他的悲观认识：要改变人们的想法和行动希望渺茫、绝非易事。

门肯自始至终秉承的个人主义世界观，让他对许多不同主题的解读前后一致。他涉猎无数领域时的琐碎表象，也因这种不为世人理解的一致而系统连贯。让我们举这样一个所谓“非政治”领域如民间音乐的事例。绝非偶然，社会主义左派和民族主义右派——这对个人主义的孪生敌人——在我们当代虚妄迷恋“人民”的民歌。门肯对路易斯·庞德博士《诗歌的起源和民谣》的独到书评切中要害：

“庞德博士的著作彻底批判了这个理论。所有关于民谣及其起源的教研讨论有90%基于这个理论：我们所有人熟悉的民谣…不是个人作家的创作，而是吟游诗人们的集体创作…简单说，原始民谣首先与集体舞步结合，然后开始吟唱及哼出调子，最后配上歌词。难以想象比这更蠢的说法，然而这样的教义，在成群结队的教授眼里近乎神圣，年年不休地塞进无数备选博士的头脑。庞德博士证明…这些民谣确非如此起源。恰恰相反，他们是由具有天赋的诗人个人写成…而且大部分灵感，不是源于乡村旷野的粗俗集会，而是来自城堡大厅时尚的甚至是知识分子的酒会。

任何受人尊敬的艺术品有公共起源的想法毫无意义。资质平平的众人，全部凑在一起，对审美冲动也根本无能为力，就像他们在勇气、诚实或荣誉方面的表现。中世纪大教堂不是由整个社区而是由个人来规划和建造；由集体从事这类工作必然缚手缚脚、勉为其难且通常效果奇差。所以，过去把民歌民谣、民间传说…德国民歌…归功于德国乡下佬的某种神秘天赋，但科学研究显示，几首过去被视作民间灵魂独特样板的歌谣，实际上是由图宾根大学的音乐指挥弗里德里希?西歇尔博士写成。

庞德博士用同样的方式解释了英国民谣。他表明，某些最有名的民谣，在其最初形式中所充满的概念和词组，就好像欧利希的免疫假说那样，根本无法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村夫所理解。完全不可想象，这些民谣是由一群围拢五朔节花柱狂呼乱奔的人谱写，甚至在威尔士音乐大会或一般音乐节上一本正经地组编。她向更多人展示了我们时代民谣制作的过程——一首保罗?德勒或斯蒂芬?福斯特的歌曲是怎么被民间‘剽窃’，随后逐渐变得下流。”

门肯作为一名讽刺作家和虚无主义者的神话，在文学批评中泛滥成灾。著名文学评论家塞缪尔·普特南拜读了门肯短篇集——作者自选自编的《门肯文选》之后，大吃一惊，从此充满钦佩。在一个蕴含理解的评论中，普特南写道，目前来看，门肯显然是一个“托利党无政府主义者。“托利党无政府主义者”的确是门肯终身世界观的一个极好总结。

指导门肯行动的情感乃个人自由。他曾对好友汉密尔顿·欧文斯郑重声明：“我只相信一件事，这件事就是人的自由，如果一个人想要得到像尊严这样的东西，只有当杰出人士被赋予绝对自由，随心所欲地思考及议论。我反对任何人和任何组织，试图限制或否认这种自由…而只有当所有人拥有自由的时候，杰出人士的自由才有保障。”还有一回，他写道，他相信绝对个人自由“达到不被容忍的极限，甚至超越极限。”在私人写作“补遗”中，门肯写道：“我是一名极端自由至上主义者，相信绝对的言论自由…我反对打压别人意见这样的事。”在给一位传记作家的书信中，门肯写道：“就我所能说的，我唯一相信一件事：自由。但我不相信彻底的自由需要强迫他人自由，也就是说，我不是什么变革者，尽管我会咆哮着反对这种或那种诅咒或呻吟。但在这种咆哮中，通常愉快多于愤怒。”

这部文选包含一些关于门肯所谓政府“内在本质”的精彩作品：

“一切政府从根本上阴谋反对杰出人士；它的永久目标，是压迫他、扼杀他。如果在组织上是贵族政体，那么它就试图保护在法律上优越，而非事实上优越的人；如果是民主政体，那么它就寻求保护在任何方面都逊于这两者的人。它的主要职能之一，是用武力使人类军事化，使他们尽可能相仿，尽可能彼此依赖，发现和摧毁他们当中的创造性。在它眼中，创意带来了潜在变革，从而侵犯到它的特权。对任何政府来说，最危险的人，莫过于能够自己独立思考问题，而不把迷信和禁忌当回事的人。这样的人，几乎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凌驾于他的政府欺骗成性、疯狂愚蠢及缺乏宽容。所以，倘若富有想象力，他就会试图改变它。即令缺乏想象力，他也容易在众人之间散布不满…

无论有什么其他错误，一般人至少看得清，政府外在于他和一般同胞——是不同的、独立的、往往带有敌意的势力，唯有部分受人的控制，却能予以人巨大摧残。人想入非非之际，可能误认为政府是慈父，甚至是神灵，但他从不认为政府与其一体。陷入绝境时，他期望政府为他降下奇迹；其他时候，他把政府看成必须与之不断战斗的大敌。处处都将抢劫政府视为比抢劫个人乃至社团罪过更轻，难道毫无道理？

我相信，这一切的背后，是政府与其治下人民从根本上对立的深刻理解。不把它理解成一个被选举出来承担全体人公共事务的公民委员会，而是把它理解成一家主要从事损人利己勾当的独立自主团伙。因此，抢夺它，几乎不被视为丑行…当私人遭抢时，一位可敬者惜被夺去勤勉节俭之果实；当政府遭抢时，最坏无非是某些恶徒闲汉，不能像从前一样有钱翻云覆雨。他们赚到这钱的想法不值一哂；在明察秋毫者看来荒谬可笑。他们只是流氓无赖，凭着法律失灵而有些许可疑权利，得以劫掠同胞血汗来分赃。当赃款为私人努力所减损，总比未曾减损更值得赞赏。

这个帮派近乎免受惩罚。它最恶劣的敲诈，即便是公然以权谋私，在我们的法律中也得不到像样的惩罚。自共和国开创以来，只有不到十几名成员被弹劾，只有少数模糊意义的公仆被关进监狱。踞于亚特兰大利文沃思反对政府勒索的人，总是十倍于压迫纳税人谋求私利而受谴责的政府官员数量…这个世界上已不再有任何公民；他们只是臣属。他们日复一日地为主人工作；他们注定为服伺主人辛劳至死…在阳光灿烂的未来，一个或两个地质年代以后，他们会达到他们忍耐的极限…”

门肯对革命以颠覆促成自由的能力缺乏信心：“政治革命往往无法实现任何真正的价值；其效果毫无疑问，不过是抛弃一伙匪徒，用另一伙匪徒取而代之。当然，革命过去以后，成功的革命家总试图说服怀疑者，他们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通常作法是吊死任何否认它的人。但这肯定无法证明他们的说法。”对自由至上学说的信奉混合着对其实现的悲观，像门肯所总结的那样：“所有擅长反思者的理想政府…是让个人自行发展的政府，是一个‘几乎不存在’的政府。这个理想，我相信，在我从世间逝去并在地狱担任公职之后二十或三十个世纪的世界当中将会实现。”

门肯清楚看到，政府官员的动机全然大公无私是种荒谬的想法：

“事实上，这些人，很少被任何可以理性描述为公共精神的东西所驱动；其实他们身上的公共精神，并不比夜间盗贼或路上行人好多少。永远排在他们目的首位的，是促进他们的私欲，唯达目的，方才罢手。他们行使手中的巨大权力…无论他们寻求什么，是安枕无忧、是更加悠闲自在、还是更多金钱或更大的权力，都必须得自于社会财富，而减少其他所有人的份额。多一名捧铁饭碗的新官僚，就会拉低这片土地上每个拿工薪收入者的工资…给予一名官僚更多权力，就会剥夺我们所有人的自由…”

关于政府的性质及阻止其侵犯的举措，门肯接着补充：

“这也许是一个惹来苦笑的事实，《权利法案》值得信赖的设计，是永远禁止所有已知政府最喜欢的两宗罪行：没有足够赔偿而没收私有财产，没有合理理由而侵犯公民自由…一个引人发笑而又更加尴尬的事实，是这些禁令的执行操持在法院手中，也就是说，在律师手中，也就是说，在受过专门教育以便为不讲诚信及反社会行为寻找法律托辞的人的手中。”

门肯指出，让政府暴政不受制约的主要力量之一，正是大众的轻信：“国家不仅仅靠武力统治。它还依靠人的轻信，依靠人的温驯。其目的不是令人服从，而是让人愿意服从。”

政府有时是有益的吗？门肯回答：

“医生也有有益的。但请想象一下，这位老兄每次被唤去为腹痛开个处方或者在耳边敲一下铃，就有权查抄家里的银币、使用屋里的牙刷，然后对女仆执行初夜权。”

门肯对职业军人的厌恶丝毫不亚于文职官僚：

“职业军人并非源于爱国党派，而是源自盗匪集团。原来的匪首最后成为国王。某些匪性仍然附在职业军人身上。他可以勇敢而无私地战斗，但斗鸡也能做得到。他可能不求物质奖励，但猎狗也不输分毫。其整体思维愚昧而反社会。开国国父身上的健全天性，让军事建制从属于文职政权。可以肯定的是，虽然文职政权多为政治堕落，但他们的眼界和意图，至少不同于军队…”

门肯所说的“乌托邦飞跃”——对政府乃至整个社会实施自由至上改革的精彩计划，面临无人喝彩的状态。因此，他之前在1924年的一篇文章中说：“新政给这个国家带来大量新行政法和外部暴君式的官僚。”门肯对我们的行政法制度提议了一项锐利的改革。他引入话题：“在欧陆的不道德君主政体中，现在已承上帝旨意，愉快废除了过去罪恶岁月中一项处理犯罪官员的明智有效之举。”他补充说，他们不仅由一般刑法约束，还受制于“职务特殊犯罪”的特别法庭。普鲁士维持着一家法院，在该法院中，任何公民都可以对官员自由提起控诉，一名有罪官员面对多种受罚方式：强制他对受害公民支付赔偿金、免职、有时还要送往监狱。“在那些遥远的专制时代，如果一位普鲁士法官头脑错乱，犯下任何暴虐且不尽情理之事，就像我们自己的法官，无论是联邦还是州一级，几乎每天都在做的事，一名受害公民就能在行政法庭上臭骂他，向他追讨重大损害赔偿…”此外，法律“特别规定，负责官员应受的惩罚，非但不得轻于下级或普通罪犯，还要重得多，如果腐败警察获刑6个月，那么腐败警察局长至少要判个2年。并且，这些法规是在普鲁士的野蛮环境下执行的；监狱里一直充斥着犯罪官员。”

门肯补充说，他不是真在提什么建议。“当然，”普鲁士制度对于美国而言：

“事实上，普鲁士方案在共和国（美国）可能被证明无效，仅仅因为它所涉及的，无非是设立一伙公职人员来审判和惩罚另一伙公职人员。在该国以武力‘实现文明’之前，这一套在普鲁士运转良好，因为众所周知，从幼年时就被训练得冷血无情的普鲁士官员，认为每个在他面前被提审的人都天然有罪，无论是不是他的同僚；事实上，对刑事被告可能无辜的任何想法，对他来说是可憎的，就好像对警察体系直至对王位、整个君主政体和上帝的任何反思。但在美国…法官和刑事被告经常是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因此在保护本党派从丑闻脱身，保护其成员免于失业方面，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需要的，”门肯总结道：“是一个体系，⑴它的执行不依赖于官员同僚的善意，⑵它提供迅速、特定而非迂腐的惩罚，每个都完全与罪行相称。”门肯提出的补救措施规定：

“任何[公民]…调查过一名官员的行为，发现他有过失，就可以立即和当场、以任何看起来适当、合宜的方式来惩罚他——万一惩罚涉及到对官员的身体伤害，大陪审团或死因庭随后进行的调查，将严格自我拘限于官员所受处罚是否得当的问题。换句话说，我建议，公民用痛殴、鞭笞、脚踢、抠眼、刃割、损伤、殴打、残虐、烧灼、棍击、笞跖、剥皮惩处甚至私刑处死一名官员，都不再以自然犯论处，只有惩罚超出官员应得报应的范围才需要禁止。如用刑过度，可以由一组小陪审团非常便捷地裁决，就像其他有罪问题现在的裁决方式…如果裁决该官员所受惩罚是恰当的，对他实施惩罚的公民，就应带着荣誉无罪释放。如果相反，裁决惩罚是过度的，那么这个公民就被裁定为犯有攻击、伤害、谋杀或不管什么罪名，按官员应得惩罚和实受惩罚间的差异来分配，而对这种过度处罚则依照通常程序…

我认为，不用多说，这个计划优点太过明显。它一举消除那些目前司法过程中令惩处不忠官员如此无望的所有法律障碍…至于说一位公民今天变得相信某位法官是个混球——他的法律知识是有缺陷的，他的正义感是残缺的，他对眼前案件的处理有如暴君而不自重。事实上，不可能有任何措施…既无法通过公开谴责他，并敦促所有公民在他连任时投票反对他来实现任何事情，因为他的任期可能长达十年或十五年。即令他明天任期结束及落选，继任者的恶劣程度，极大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现在假想，任何公民都能自由地在公开法庭上靠近他，拉他的鼻子。甚至，在更严重的情况下，割掉他的耳朵，把他抛出窗外，或用斧头敲他的头颅。他得多么认真履责！他得多么勤奋地投入到法律的研习中！他对面前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得多么小心翼翼！”

再没有任何反讽作品，比门肯20世纪20年代初撰写的《自由的本质》，更欢乐也更苦涩地表达出他对美国自由危如累卵之态以及对自由压迫者实质豁免的深深忧虑。这部以警民对立为主题的作品，开头即讽刺道：“每当一名警区的警员在美国法律下执行他公正且令人敬畏的权力时，就会有一名公民在他的看护下出现复合性骨折、出血、休克、昏迷和死亡，这时就会有一名个人自由专家发出一声微弱无力、捏着嗓子的抗议。”“这难道是一个无意义的事实，”门肯继续说：“这种抗议得不到大部分美国自由人的支持，更遑论受害者的实际继承人和债权人？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一般人明白，警察被赋予警棍：“目的是打破顽抗百姓的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清楚。”

因此，门肯继续反讽道，这少数关注公民自由和个人权利、对抗警察的知识分子，显然是颠覆性的和非美国式的：

“上述专家一样是狂热分子，每当美国邮政局长因为观点不合要求从邮递中禁掉一份期刊，每当某些可怜的俄罗斯人因为阅读马克思而被驱逐出境，每当禁酒令执行者杀害一名反抗扣押的违禁酒贩，每当司法部特工把意大利人从窗口扔出去，每当3K党或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给一个社会主义布道者涂满柏油和粘上羽毛，他们就哭声震天。简言之，他们是激进分子；而用干草叉弄得人满身伤痕，不过是为揭发一名布尔什维克。他们是蔑视美国制度、与美国理想为敌的人。

令他们烦恼的主要是…在掌握了…《人权法案》中阐明的理论原则，使自己充满激情地相信，这些原则等效于法律和正义的规则，应当逐字逐句地执行，即使最少的变通也不应予考虑。”

门肯补充说，他们没有意识到，国父最初通过的人权法案：

“.平博体育..是粗糙、原始、理想主义、有点幻想和超验。它规定了公民权利，但对什么是他的义务则不予置噱。自那以后，它通过立法科学的有序过程和更加微妙优美的法律技艺，经由揉捏而具备更大的柔韧性和合理性。一方面，公民仍然保有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杰出自由民族的伟大权利。另一方面，由于无数精明法令和睿智裁决，他的天然欲望和嗜好受到值得称道的制约，因此他遵守秩序、行为得体…一旦一位警察，根据他职位所享特权受到立法和司法部门的庇护，尤其包括对普通人有权肆意囚禁、刑求和勒颈，让他们接受无尽拷问，让他们的脑子精疲力竭。那些尚未意识到这点的人，根本不知道美国判例的基本原则，因为它们已经被初审法院无数次揭示，并由美国最高法院以崇高语言追认。”

门肯致力于服务公民自由，反对审查员充当美国新闻报刊编辑，这太出名而不需在这里重复。但极少人知道，在他的反对意见中，门肯是如何锋利剖析霍尔姆斯法官作为一名伟大公民自由主义者的神话。门肯敏锐指出：“无法认为…[霍尔姆斯的意见]可以在想象中促进自由。认为霍尔姆斯是个人权利的倡导者，是误导性的；相反，他实际上只是立法者权利的倡导者。这的确是他全部判例的线索。他相信，法庭不应叫停立法机构的自由实验，直到其明确越过理性容忍的最大界限。在立法机构的自主发挥面前，一切都应被牺牲，显然还包括《权利法案》。如果这算是自由主义，那我所能说的是，自由主义不是我年轻时候的样貌。”

门肯对经济问题没什么特别兴趣，但他清楚看到，资本主义是经济领域中个人自由的结果，是最有生产力和最理性的经济系统。他强烈反对新政，因为新政敌视资本主义和自由至上。关于资本主义，门肯写道：

“要把今天在文明这一泛称下发生的几乎一切归功给它（资本主义）。从中世纪以来，世界的非凡进步，不仅仅由于人类精力的消耗，也不仅仅因为人类灵感的飞跃，因为他们从远古以来一直努力工作，其中一些人已经才智卓越。不，这是由于资本的积累。这种积累…提供了逐渐减少人类负累的机器，并解放了劳动者的精神，而以往几乎不能把他们与骡子区分开来。”

他的老友，汉密尔顿·欧文斯在罗斯福剥夺美国的金本位时，描写了门肯的激愤之情。“他竭尽全力地强烈主张，这是彻头彻尾的抢劫，说要亲自采取法庭行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著名社会主义者厄普顿·辛克莱，明显倾向政府邮政、消防、公共卫生服务等等所谓效率的谬论。面对类似挑战时，门肯从不像多数保守主义者那样慌忙撤退和妥协。他敏锐回答道：

“你的问题太容易。政府把我的杂志寄给你时并不心甘情愿。它试图破坏我的事业，差一点就让《美国信使》倒闭。它邮费太高且频频丢信，一伙白痴都能比它干的更出色。灭火器昂贵而低效，令人不可容忍。实际上，火灾很少被扑灭；而是烧到自动熄灭…军队与黄热病病因的发现毫无关系。军队官僚迫害做这项工作的人。如果他们在军队以外，他们可以更快成事。劝说政府灭蚊花了多年努力，可今天这项工作毫无成效。”

在对个人主义者欧内斯特·本爵士《资本家的坦白》意义重大但被遗忘的评论中，门肯写道：

“本将他的大半本书都用于证明大多数美国人所相信的公理：资本主义制度，无论这个制度有什么缺陷，都优于人类迄今为止设计的其他任何制度。余下部分，则用于证明政府不可避免的奢侈和浪费——没有什么是廉价高效的，因为同样的事，都可由私营企业来做。对于这一点，找不到任何反对理由。”

门肯立即补充说：

“即使是最宝贵的政府职能——比如说，征税或绞刑——如果承包给福特，情况也会更好。”

伟大的个人主义者艾尔伯特·杰伊·诺克撰文指出，虽然在1920年，他被普遍认为是一名狂热的“激进分子”，在1930年又被当成一名顽抗的“反动派”，而这几十年来，他的政治哲学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的朋友门肯也是如此，从头至尾都是一位个人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门肯猛烈抨击关税和其他恩惠商业团体的特权，反对限制言论自由及其他个人自由的法律和法令，尤其是反对禁酒令的可怕暴政。20世纪30年代门肯攻击的着力点是那个时代自由的主要威胁：新政。20世纪20年代的前门肯主义者和30年代他新塑造的保守主义支持者，他们每个人，都认为门肯现在已经从左翼转移到右翼。这表明他们既不了解门肯，也不了解自由的原理。通常情况，被误认为是反资本主义的，只是门肯在文化和审美上对一伙市侩商人个人品味的厌恶，与他对其他职业普通人也即“大众”个人品味的厌恶是一致的。但是，门肯对资本家个人文化品味的反感，不能混淆为他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反对——他从未反对过资本主义。

回顾这两个时代，早在1934后，门肯写信给一位朋友时提到：

“如果我真相信我在时代当中留下了一道印记，我想我会挑最近的大海跳进去。这并非奇谈怪论。它基于这样的事实，我相信，如今的美国人比我开始写作时更疯狂。当然，扶轮社会员在他们最糟的时候，也从未泡制出任何像“智囊团”（注：新政时期罗斯福的专家顾问团）一样荒唐的发明。他们只是无害的傻瓜，试图为正在摆脱的基督教造出一个替代物。但智囊团，至少大部分都是狂热分子，如果他们不被尽快压制，就会导致我们的毁灭。”

实际上，门肯的令人愉快的一面，是他观念的坚定不移。他六十岁时，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开玩笑地说：“对所有已知的学科，从航空到木琴演奏，我都有固定不变的想法。从我4、5岁起，它们就没有改变过。”

门肯在他迷人、温柔、亲切和睿智的童年生活自传《快乐时光》中，回忆起在他父亲膝上吸收到的“反动”观点：

“他的道德体系，正如我这么多年后总结的，似乎主要是中国式的。在他看来，全人类分成两大类：那些为自己的账单结账的人，还有那些不为自己账单结账的人。不管援用什么相反证据，前者都是有德性的，而后者全都是无可救药的混蛋。

他对所有其他侵权及渎职行为，持有非常宽容的态度。他认为在民主制度下，政治腐败不可避免，甚至从他自己的经验中，认为它是有益的。他最喜欢的轶事之一，是关于一个曾挂在他帕卡街事务所外巨大而时髦的广告牌。当1885年建筑落成后，他为挂出这个广告牌，劳烦了当地的市议员，以20美元相赠。这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的特许费、土地使用税和其他此类税费。市议员把这笔钱放入口袋，作为回报，他要挡住任何警察、建筑视察员或其他对此事有合法利益或试图闯入以捞取私利的官僚。在他看来，作为一位守信者，这位市议员遵守了这项交易，广告牌在风中摇摆和闪烁了十年。但在1895年，巴尔的摩发生改革浪潮，这位议员被投票解职，市政厅的理想主义者发出指令，维持广告牌的牌照每年将花费62.75美元。这块牌子第二天就被撤了下来。

对我的父亲来说，这证明了改革充其量是高明骗子惩罚纳税人的阴谋。我从他那里得来这个想法，并且思考至今。我也接受了他的理论，即对于私人行为最好不要追着不放——除了涉及殴打债权人这样当然的例外。”

门肯《新格言句典》中对自由至上主义者甚至不知名无政府主义作家的频频引用，可以衡量出他对自由至上主义的坚定。因此，“国家”部分的大部分格言，都是反国家主义的，而其余的则是如此极端地亲国家主义，以至于给读者带来颇为反讽的印象。后者有如“国家社会党即国家——阿道夫·希特勒”这样的例子。反国家主义格言，主要来自高度个人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文献来源：艾默生、麦克斯·施蒂纳、梭罗、巴枯宁、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克罗托金、托尔斯泰和本杰明·R.塔克。对这些作家评价不高的人会：⑴如此熟知他们的著作；⑵从他们的语录中“整理”这些部分，是令人怀疑的。关于“言论自由”的部分，再次几乎充斥着支持言论自由的语录，不仅包括麦考利、杰斐逊、詹姆斯·穆勒和诸位法官，还包括英国准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者奥伯伦·赫伯特。

门肯对民主的蔑视，是闻名天下的。这主要源于他关心个人自由的想法：大多数人也即民主的大多数，通常倾向于压制而不是保护个人自由。门肯总结了他对民主、平民大众和国家本质的看法：“民主是蠢货对骗子的崇拜。”门肯的其他定义有：“民主是大众知道其所欲求且完全配得到它的理论。”“如果x是美国人口，y是一般美国人的愚钝程度，那么民主就是x乘以y小于y的理论。”所有民主的公理“都将自己分解为极大的悖论，其中很多是完全矛盾的，暴徒有能力统治我们其余的人——但它必须严格监督自己。存在一个不是人治而是法治的政府——但坐在权位上的人决定法律是什么。”关于民主抑制自由的天然倾向，门肯在一封私人信中写道：

“所有对言论自由之天然热爱的呼吁都是徒劳的。人民没有这样的激情。只有贵族才永远宽容。群众总是独断、疑心、愤怒和暴虐。事实上，这是对民主的主要指责：它通过惩罚创新及不合群而阻挠进步。”

门肯的无神论，再一次众所周知。但他的强烈反感，留给那些坚持通过胁迫将道德规范强施于人的宗教团体。在门肯的时代，最好的例子是禁酒令：因此，门肯的反感主要指向卫理公会和浸礼会。相形之下，门肯对罗马天主教徒（尤其是非爱尔兰分支）没有特别敌意：“天主教徒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们比卫理公会更有幽默感”。他曾提到，他与不少天主教神职人员显然关系十分友好。

门肯关于道德的宗教强制、民主、普通大众和凌驾个人上的暴政之间的联系，可以在他最令人开怀大笑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他对美国农民的激烈抨击：

“承诺增加农民收益、补偿农民损失的同一帮江湖骗子来到华盛顿，把余生从这项事业转移到对我们其他人施加压迫及愚蠢的法律。所有这些法律都从农场孵化出来。在那里，奶牛彻夜低喃、小马驹的水罐立在炉子后面，淋浴开始，就像在春分的比亚里茨——那里是一切无意义立法的策源地，使美国在各伟大民族之间形同小丑。正是乡村卫理公会，几乎沦为巫术水平的神学业者，发明了禁酒令，也是乡村卫理公会…紧紧拴住我们其他人，损害我们的银行账户、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五脏六腑。在这后面，在所有其他这类疯狂行径下，是乡下佬生来对城里人无可救药的仇恨——他像猿猴般怒对每个在他眼中比他生活得更快乐的人。”

在对真正令人困惑问题的洞察中，门肯也表达了关于普通人敌视自由的看法：绝大多数应征者怎么就这么轻易设法适应了军队生活的奴役？

“除了少数人，他们都来自远比军营艰苦得多的环境…他们一举解除了对生存而言难以解脱的不安定，这是对所有穷人和无知青年的诅咒，也一举解除自己做出尝试和决定的一切需要。他们从财政获得衣食…可自由参与在他的家乡遭禁的运动及其他娱乐。他们的生活，简而言之，与一所良好运转监狱的囚犯没什么不同，而且…不断期待不久后得到释放——不是作为好管闲事的警察和假释官员的受监护人，而是作为英雄…不仅有人决定他们该穿什么，该在哪儿睡觉，该几点起床，该几点上床，该吃什么以及几点用餐：提供给他们的所有东西都十分充裕，不需要自己的半点花费。总之，他们完全从义务的负担中解脱出来。

普通士兵…在军队中发现更宽裕的生活，拥有许多放浪形骸的公开特权…如果他犯了点小偷小摸，这是他作为人类救世主的特权之一。如果他粗暴而残酷，这是他战斗精神的标识。此外，他可以在他的余生期待荣誉、尊重和一长串特权。美国每个社区，无论多小，都有几位因参加过战争而在当地闻名的显要…他们支持的观念显示了他们的一般智力。他们很大程度上仇视个人自由，并且要为一些最严重的政治腐败负责。所有政治家中最贪婪的莫过于战争老兵。”

事实上，门肯是一名“孤立主义者”，坚决反对美国加入一战及二战。他常说，他反对干涉这两场战争，但如果美国非要干涉，应在另一头干涉。1942年4月，他诙谐地写信给朋友：“即将到来的夏天为基督徒展示地球上自十字军以来最壮观的表演。我抱以最迫切期待。我只希望，如果日本人真的占领加州，他们对你礼待有加。”对他的老朋友哈里·埃尔默·巴恩斯，门肯在1943年9月写道：“我就是这种性格的人，要么口无遮拦，要么保持沉默。在我看来，在这场战争中，与在上一场战争中一样，在可以自由评论以前，我干脆把要说的先储存起来，这才是最理性的。”

门肯对投掷原子弹的悲痛反应可想而知。原爆两年后，他写信给朱利安·博伊德：

“我一直主张，原子弹是耶和华自麻风病以来的最伟大发明。当然，它给予这个国家的基督教物理学家以极大荣耀。试想一下，一位体面的食人族，把它扔到一个住满妇女和儿童的城市。”

门肯特别关注到，大部分对公民自由的绝对镇压，都似乎不可避免地源于参战，在一战暴行中，他对民主、国家、对外干涉以及普通人的不待见，找到了活生生的例证。其中门肯最有趣的一个“打诨插科”，是他请求把勋章慷慨授予一战“国内前线”英雄的建议：

“我提议，把各式勋章授予市民…以纪念他们对民主的各种贡献…向禁止在学校传授敌国语言、把歌德作品逐出大学图书馆、撤换每个不愿支持伍德罗在‘三位一体’中占据第一个空缺的人、为国安联盟到处发表政治演说、在剧院做了二百次演讲的大学校长，为他让100％美国人闭嘴的巨大忠实努力，至少授予一枚大十字勋章，还有彩色玻璃制成的金色徽章，一条国旗色彩的绶带，一顶边缘别着旭日首饰的紫色礼帽，国会发言特权和年退休金一万美金…

把帕尔默和布勒松（注：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司法部长、邮政局长）留给特别立法。如果像尼古拉斯·穆雷·巴特勒这样纯粹的大学校长，都能获得大十字勋章，那么帕尔默就应该全身塑金抛光，直到他让宇宙黯然失色…”

本文没有足够篇幅继续探讨门肯其他值得纪念的贡献——他对凡勃伦、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的解读，他是首位以尼采还有乔治·伯纳德·肖为题写书的人…但以上足以说明了，美国迫切需要另一个门肯，读者应把上述当成令人动心的门肯文献样本，以鞭策自己努力获得更多更丰富的作品。以下是门肯为一本知名杂志栏目“我相信什么”所写的格言，找不到比这条高贵而感人的格言更好的总结方式了：

“我相信，对任何事实的发现，不管多么微不足道，对人类来说，都不会完全无用，而大话扯谎，无论意图多么良好，除恶果以外，都不会有丝毫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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